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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春色归,春水绿于染。群芳烂不收,东风落如糁。西湖者,许昌胜地也。参军春思乱如云,白发题诗愁送春;谢君有“多情未老已白发,野思到春如乱云”之句。遥知湖上一樽酒,能忆天涯万里人。万里思春尚有情,忽逢春至客心惊;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少年把酒逢春色,今日逢春头已白。异乡物态与人殊,惟有东风旧相识。李纲(一○八五~一一四○)字伯纪,邵武人,有“梁溪集”。这位政治家主张抵抗金人、规画革新内政,跟宗泽一样的不得志,终算没有像岳飞那样惨死。他诗篇很多,颇为冗长拖沓,也搬弄些词藻,偶然有真率感人的作品。穷山候至阳气生,百物如与时节争。官居荒凉草树密,撩乱红紫开繁英。花深叶暗耀朝日,日暖众鸟皆嘤鸣。鸟言我岂解尔意,绵蛮但爱声可听:南窗睡多春正美,百舌未晓催天明;黄鹂颜色已可爱,舌端哑咤如娇婴;竹林静啼青竹笋,深处不见惟闻声;陂田绕郭白水满,戴胜縠谷催春耕;谁谓鸣鸠拙无用,雄雌各自知阴晴:雨声萧萧泥滑滑,草深苔绿无人行;独有花上提葫芦,劝我沽酒花前倾。其余百种各嘲哲,异乡殊俗难知名。我遭谗口身落此,每闻巧舌宜可憎。春到山城苦寂寞,把盏常恨无娉婷。花开鸟语辄自醉,醉与花鸟为交朋。花能嫣然顾我笑,鸟劝我饮非无情。身闲酒美惜光景,惟恐鸟散花飘零。可笑灵均楚泽畔,离骚憔悴愁独醒。有什么app不花钱推荐得准确的滚球?欧阳修(一○○七~一○七二)字永叔,自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人,有“文忠集”。他是当时公认的文坛领袖,有宋以来第一个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成就卓著的作家。梅尧臣和苏舜钦对他起了启蒙的作用,可是他对语言的把握,封字句和音节的感性,都在他们之上。他深受李白和韩愈的影响,要想一方面保存唐人定下来的形式,一方面使这些形式具有弹性,可以比较的畅所欲言而不致于削足适屦似的牺牲了内容,希望诗歌不丧尖整齐的体裁而能接近散文那样的流动萧洒的风格。在“以文为诗”这一点上,他为王安石、苏轼等人奠了基础,同时也替道学家像邵雍、徐积之流开了个端;这些道学家常要用诗体来讲哲学、史学以至天文、水利,更觉得内容受了诗律的限制,就进一步的散文化,写出来的不是摆脱了形式整齐的束缚的诗歌,而是还未摆脱押韵的牵累的散文,例如徐积那首近二千宇的“大河”诗。

有什么app不花钱推荐得准确的滚球?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人固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惜河汉干?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石镜山前送落晖,春残回首倍依依。时平壮士无功老,乡远征人有梦归。苜蓿苗侵宫道合,芜菁花入麦畦稀。倦游自笑摧颓甚,谁记飞鹰醉打围!

第一、杨万里和江西派。江西诗一成了宗派,李格非、叶梦得等人就讨厌它“腐熟窃袭”、“死声活气”、“以艰深之词文之”、“字字剽窃”。杨万里的老师王庭珪也是反对江西派的,虽然他和叶梦得一样,很喜欢黄庭坚。杨万里对江西派的批评没有明说,从他的创作看来,大概也是不很满意那几点,所以他不掉书袋,废除古典,真能够做到平易自然,接近口语。不过他对黄庭坚、陈师道始终佩服,虽说把受江西派影响的“少作千余”都烧掉了,江西派的习气也始终不曾除根,有机会就要发作;他六十岁以后,不但为江西派的总集作序,还要增补吕本中的“宗派图”,来个“江西续派”,而且认为江西派好比“南宗禅”,是诗里最高的境界。南宋人往往把他算在江西派里,并非无稽之谈。我们进一步的追究,就发现杨万里的诗跟黄庭坚的诗虽然一个是轻松明白,点缀些俗语常谈,一个是引经据典,博奥艰深,可是杨万里在理论上并没有跳出黄庭坚所谓“无字无来处”的圈套。请看他自己的话:“诗固有以俗为雅,然亦须经前辈取熔,乃可因承尔,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之‘里许’‘若个’之类是也。……彼固未肯引里母田妇而坐之于平王之子、卫侯之妻之列也。这恰好符合陈长方的记载:“每下一俗间言语,无一字无来处,此陈无己、黄鲁直作诗法也”。换句话说,杨万里对俗语常谈还是很势利的,并不平等看待、广泛吸收;他只肯挑选牌子老、来头大的口语,晋唐以来诗人文人用过的──至少是正史、小说、禅宗语录记载着的──口语。他诚然不堆砌古典了,而他用的俗语都有出典,是白话里比较“古雅”的部分。读者只看见他潇洒自由,不知道他这样谨严不马虎,好比我们碰见一个老于世故的交际家,只觉得他豪爽好客,不知道他花钱待人都有分寸,一点儿不含糊。这就像唐僧寒山的诗,看上去很通俗,而他自己夸口说:“我诗合典雅”,后来的学者也发现他的词句“涉猎广博”。读到诸贤传,令人泪洒衣。功高成怨府,权盛是危机。勇似韩彭有,心如廉蔺希。中原岂天上?尺土不能归!姜夔(一一五五~一二二一)字尧章,自号白石道人,鄱阳人,有“白石道人诗集”。他是一位词家,也很负诗名,在当时差不多赶得上尤、杨、范、陆的声望。他跟尤、杨、范也都有交情,诗篇唱和,只把陆漏掉了。词家常常不会作诗,陆游曾经诧异过为什么“能此不能彼”,姜夔是极少数的例外之一。他早年学江西派,後来又受了晚唐诗的影响,在一切关於他的诗歌的批评里,也许他的朋友项安世的话比较切近实际:“古体黄陈家格律,短章温李氏才情。当然在他的近体里还遗留著些黄、陈的习气,七律却又受了杨万里的薰陶,而且与其说温、李也还不如说皮、陆。他的字句很精心刻意,可是读来很自然,不觉得纤巧,这尤其是词家的诗里所少有的。有什么app不花钱推荐得准确的滚球?张耒(一○五四~一一一四)字文潜,自号柯山,亳州人,有“柯山集”。在“苏门”里,他的作品最富于关怀人民的内容,风格也最不做作装饰,很平易舒坦,南北宋的诗人都注意到他这一点:“君诗容易不著意,忽似春风开百花”;“晚爱肥仙诗自然,何曾绣绘更雕镌,他受白居易和张籍的影响颇深,而读他的七言律诗常会起一种感觉,仿佛没有尝到陆游七律的味道,却已经老早闻着它的香气,有一小部分模仿杜甫的语气雄阔的七律又好像替明代的前后“七子”先透了个消息。可惜他作的诗虽不算很多,而词意每每复出叠见,风格也写意随便得近乎不耐烦,流于草率。张籍的诗正如王安石“题张司业诗”所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白居易的诗稿是张耒亲眼看到的,上面也是翻来覆去的修改。张耒似乎没有学他们这种榜样,看来他往往写了几句好句以后,气就泄了,草草完篇,连复看一遍也懒。朱熹说他“一笔写去,重意重字皆不问”,还没留心到他在律诗里接连用同一个字押韵都不管账。

方岳(一一九九~一二六二)字巨山,自号秋崖,祁门人,有“秋崖先生小稿”。南宋後期,他的诗名很大,差不多比得上刘克庄。看来他本来从江西派入手,後来很受杨万里、范成大的影响。他有把典故成语组织为新巧对偶的习惯,例如元明以来戏曲和小说里常见的“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这一联,就是他的诗。孤舟夜行秋水广,秋风满帆不摇桨。荒田寂寂无人声,水边跳鱼翻水响。河边守罾茅作屋,罾头月明人夜宿。船中客觉天未明,谁家鞭牛登陇声。巴陵二月客添衣,草草杯觞恨醉迟。燕子不禁连夜雨,海棠犹待老夫诗。天翻地覆伤春色,齿豁头童祝圣时。白竹篱前湖海阔,茫茫身世两堪悲。据说他爱读韦应物诗,赞它“全没些儿脂腻气”。但是从他现存的作品看来,他主要还是受了李商隐的影响。也许因为他反对“脂腻”,所以他跟当时师法李商隐的西昆体作者以及宋庠、宋祁、胡宿等人不同,比较活泼轻快,不像他们那样浓得化不开,窒塞闷气。他也有时把古典成语割裂简省得牵强不通,例如“赋得秋雨”的“楚梦先知薤叶凉”把楚怀王梦见巫山神女那件事缩成“楚梦”两个字,比李商隐“圣女祠”的“肠回楚国梦”更加生硬,不过还不至于像胡宿把老子讲过“如登春台”那件事缩成“老台”。这种修词是唐人类书“初学记”滋长的习气,而更是摹仿李商隐的流弊。文艺里的摹仿总把所摹仿的作家的短处缺点也学来,就像传说里的那个女人裁裤子:她把旧裤子拿来做榜样,看见旧裤子扯破了一块,忙也照式照样在新裤子上剪个窟窿。

北宋初的西昆体就是主要靠“挦撦”──锺嵘所谓“补假”──来写诗的。然而从北宋诗歌的整个发展看来,西昆体不过像一薄层、一小圈的油花,浮在水面上,没有在水里渗入得透,溶解得匀;它只有极局限、极短促的影响,立刻给大家瞧不起,并且它“挦撦”的古典成语的范围跟它歌讠永的事物的范围同样的狭小。王安石的诗无论在声誉上、在内容上、或在词句的来源上都比西昆体广大得多。痛骂他祸国殃民的人都得承认他“博闻”、“博极群书”;他在辩论的时候,也破口骂人:“君辈坐不读书耳!”又说自己:“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所以他写到各种事物,只要他想“以故事记实事”──萧子显所谓“借古语申今情”,他都办得到。他还有他的理论,所谓“用事”不是“编事”,“须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这也许正是唐代皎然所说“用事不直”,的确就是后来杨万里所称赞黄庭坚的“妙法”,“备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后面选的“书湖阴先生壁”里把两个人事上的古典成语来描写青山绿水的姿态,可以作为“借事发明”的例证。这种把古典来“挪用”,比了那种捧住了类书,说到山水就一味搬弄山水的古典,诚然是心眼儿活得多,手段高明得多,可是总不免把借债来代替生产。结果是跟读者捉迷藏,也替笺注家拉买卖。流传下来的、宋代就有注本的宋人诗集从王安石集数起,并非偶然。李壁的“王荆文公诗笺注”不够精确,也没有辨别误收的作品,清代沈钦韩的“补注”并未充分纠正这些缺点。陈师道模仿杜甫句法的痕迹比黄庭坚来得显著。他想做到“每下一俗间言语”也“无字无来处”,可是本钱似乎没有黄庭坚那样雄厚,学问没有他那样杂博,常常见得竭蹶寒窘。他曾经说自己做诗好像“拆东补西裳作带”,又说:“拆补新诗拟献酬”,这也许是老实的招供。因此,尽管他瞧不起那些把杜甫诗“一句之内至窃取数字”的作者,他的作品就很犯这种嫌疑。他的情感和心思都比黄庭坚深刻,可惜表达得很勉强,往往格格不吐,可能也是他那种减省字句以求“语简而益工”的理论害了他。假如读“山谷集”好像听异乡人讲他们的方言,听他们讲得滔滔滚滚,只是不大懂,那末读“后山集”就仿佛听口吃的人或病得一丝两气的人说话,瞧着他满肚子的话说不畅快,替他干着急。只要陈师道不是一味把成语古句东拆西补或者过分把字句简缩的时候,他可以写出极朴挚的诗。苏轼的主要毛病是在诗里铺排古典成语,所以批评家嫌他“用事博”、“见学矣然似绝无才”、“事障”、“如积薪”、“窒、积、芜”、“獭祭”,而袒护他的人就赞他对“故实小说”和“街谈巷语”,都能够“入手便用,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他批评过孟浩然的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这句话恰恰透露出他自己的偏向和弱点。同时,这种批评,正像李清照对秦观的词的批评:“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那种创作风气里古典成语的比重。我们没有选叶适的诗。他号称宋儒里对诗文最讲究的人,可是他的持竭力炼字琢句,而语气不贯,意思不达,不及“四灵”还有那么一点点灵秀的意致。所以,他尽管是位“大儒”,却并不能跟小诗人排列在一起;这仿佛麻雀虽然是个小鸟儿,飞得既不高又不远,终不失为飞禽,而那庞然昂然的鸵鸟,力气很大,也生了一对翅膀,可是绝不会腾空离地,只好让它跟善走的动物赛跑去罢。

王庭珪(一○八○~一一七二)字民瞻,安福人,有“泸溪集”。北宋末、南宋初的诗人里,有些是瞧不起江西派而对黄庭坚却另眼看待的,例如叶梦得和王庭珪,他们的态度恰好像元好问的“论诗”绝句所说:“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王庭珪的诗明白晓畅,可是好些地方模仿黄庭坚的格调,承袭他的词句,运用经他运用而流行的成语故典。黄庭坚(一○四五~一一○五)字鲁直,自号山谷老人,又号涪翁,分密人,有“山谷内集”、“外集”、“别集”。他是“江西诗社宗派”的开创人,生前跟苏轼齐名,死后给他的徒子法孙推崇为杜甫的继承者。自唐以来,钦佩杜甫的人很多,而大吹大擂地向他学习的恐怕以黄庭坚为最早。他对杜诗的那一点最醉心呢?他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在他的许多关于诗文的议论里,这一段话最起影响,最足以解释他自己的风格,也算得江西诗派的纲领。他有些论诗的话,玄虚神秘,据说连江西派里的人都莫名其妙的。有什么app不花钱推荐得准确的滚球?假如一位道学家的诗集里,“讲义语录”的比例还不大,肯容许些“闲言语”,他就算得道学家中间的大诗人,例如朱熹。刘子翚却是诗人里的一位道学家,并非只在道学家里充个诗人。他沾染“讲义语录”的习气最少,就是讲心理学伦理学的时候,也能够用鲜明的比喻,使抽象的东西有了形象。极口鄙弃道学家作诗的人也不得不说:“皋比若道多陈腐,请诵屏山集里诗”。他跟曾几、吕本中、韩驹等人唱和,而并不学江西派,风格很明朗豪爽,尤其是那些愤慨国事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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